【核心提示】宜春古稱袁州，素有“江南佳麗之地，文物昌盛之邦”的盛譽。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王勃在《滕王閣序》中寫下“物華天寶，人杰地靈”的千古名句，其文化本源便源自于這片沃土;唐朝韓愈“莫以宜春遠，江山多勝游”的題詠、宋朝理學家朱熹“我行宜春野，四顧多奇山”的慨嘆，印證了此地兼具自然稟賦與人文底蘊。

武當山五龍宮與元朝著名文學家、史學家、書法家揭傒斯結下不解之緣。

作為宜春文化重鎮(zhèn)的奉新(今屬江西宜春)，明清以降英才薈萃，揭傒斯、解縉、宋應星三位先賢雖分屬不同時代，卻皆與世界文化遺產武當山結下深厚因緣，其交集涵蓋碑銘撰書、詩文題詠、工藝賦能等多個維度，成為江右文化與武當文化交融互鑒的鮮活注腳。

奉新縣隸屬江西宜春市，地處贛西北，東連安義，南接高安，西南毗宜豐，西北鄰修水，北靠靖安，坐落于修水支流南潦河上游?！敖摇睘榻鞯墓爬涎欧Q，唐初天下分十道，江西屬江南道;后江南道析為東西兩道，江西歸江南西道。古人以西為右，故歷代詩文多以“江右”代指江西。江右文脈綿延不絕，著述浩如煙海;武當文化博大精深，秉持道法自然之核。二者雖分屬地域文脈與道家圣地范疇，卻在千百年歷史演進中，以江西籍文人、工匠、道士為紐帶，交織成跨越山水的文化因緣，譜寫了區(qū)域文化與道家文化相融共生的華彩篇章。

元朝文壇宗匠，武當碑銘圣手

在元朝江右文壇與武當?shù)兰椅幕慕粎R史上，奉新籍文學大家揭傒斯以一手雄文與精湛書法，為武當山留下了永載史冊的文化印記。

元朝文壇宗匠揭傒斯，堪稱武當碑銘圣手。

揭傒斯(1274年—1344年)，字曼碩，江西奉新人，元朝著名文學家、史學家、書法家，與虞集、楊載、范梈并稱“元詩四大家”，官至翰林侍講學士，卒謚文安。作為橫跨元初至元末的文化巨擘，其文名、史才與書法享譽一時，元文宗將其書法珍藏于奎章閣，奉為宮廷文翰典范。他與武當山的聯(lián)結，集中體現(xiàn)為奉敕為武當山宮觀撰書碑文，以筆墨定格元朝武當山的宗教地位與建筑盛況，為武當文化留存了珍貴史料。

江西奉新人揭傒斯，是元朝著名文學家、史學家、書法家。

武當山自唐朝起便是道教重要道場，至元朝因皇室推崇而地位日隆。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后，尊奉玄天上帝(真武大帝)，武當山作為真武道場獲朝廷重點扶持，宮觀建設漸成規(guī)模。元朝至元二年(1336年)，武當山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玄武殿竣工，玄教大宗師吳全節(jié)奏請朝廷遴選文壇重臣撰文立碑，以彰顯國家崇道之舉與名山盛事。元順帝準奏，欽命時任集賢直學士的揭傒斯承此重任，《敕賜武當山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碑》由此誕生，成為武當山歷史上的重要文獻。

揭傒斯奉敕撰書的《敕賜武當山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碑》碑帽。

此碑現(xiàn)存于武當山五龍宮大殿右側，至元三年(1337年)立石，青石質地，石碑通高400厘米、寬140厘米、厚25厘米，楷書陰刻，由揭傒斯奉敕撰書、中書參知政事許有壬篆額，堪稱元朝碑刻藝術與道家文化的雙重瑰寶。碑文開篇精描武當山地理形勝：“翼軫之墟，襄漢均房之間有山焉，根蟠六百里，峰之高者七十有二，巖之幽者三十有六，澗之深者二十有四，天垂地拱，陽噓陰翕，不可名狀，名曰太和之山。玄武神得道其中，改號武當，謂非玄武不足當此山也?！边@段文字既精準勾勒出武當山的自然風貌，又闡明“武當”得名淵源與真武信仰的核心地位，為后世研究提供了關鍵史料支撐。

碑文系統(tǒng)梳理了五龍宮的歷史沿革。從唐朝貞觀年間均州太守姚簡禱雨建五龍祠，到宋真宗時升祠為觀，再到元朝至元二十三年(1286年)詔改五龍宮、仁宗年間加賜“大五龍靈應萬壽宮”匾額，完整呈現(xiàn)了這座宮觀從民間祠宇到皇家道場的演進軌跡。揭傒斯特別提及，元仁宗因生日與真武神誕辰相合，對武當山格外尊崇，“歲遣使以是日建金醮祝釐其山”，將皇室信仰與國家禮制深度綁定，揭示了元朝武當山宗教地位提升的政治動因。

碑文兼具史料價值與文化內涵，揭傒斯寫道：“名山大川能出云雨，以澤萬物，產財用以利萬民，毓英賢以輔萬世，必宅天地之奧，當陰陽之會”，將武當山的自然功用與人文價值相融合，視其為兼具神靈棲息、賢才孕育、福澤生民功能的文化載體。文中“其屋壯麗嚴峻，洞達高廣，蓋與此山相雄”的描述，為還原元朝武當山宮觀建筑格局提供了唯一文字佐證，彌補了考古資料的缺憾。

元朝至正元年(1341年)，五龍宮玉像閣建成，揭傒斯次年再奉敕撰寫《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瑞應碑》，記載了均州、房縣久旱之際，法師陳斯入山祈雨，“時均房之間久旱，入山而大雨……有赤蛇綠龜見其所，盤回久之，忽不見”的靈異事件，將自然現(xiàn)象與真武信仰相結合，進一步強化了武當山的神圣性。兩通碑文既是文學與書法佳作，亦是研究元朝道教政策、武當山歷史及民間信仰的第一手資料，揭傒斯也因此成為歷史上為武當山撰碑最多的江西籍文人。

作為奉新籍學者，揭傒斯的碑銘創(chuàng)作是江右文化與武當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。元朝江西文風鼎盛，理學與道家文化并行發(fā)展，而武當山作為全國性道教中心，亟需兼具學術修養(yǎng)與官方身份的文人闡釋文化內核。揭傒斯以深厚儒學功底融合道教“護國佑民”思想，使碑文既契合朝廷政治需求，又彰顯道家文化精神，為武當文化傳播奠定基礎。其楷書筆法嚴謹、端莊雄渾，兼取歐陽詢精髓與二王靈動，成為武當山碑刻書法典范，影響后世數(shù)百年。

《永樂大典》總纂，武當文脈傳揚者

元朝揭傒斯以碑銘為武當立史，開啟了江右文人與武當山的文化對話;步入明朝，另一位奉新文脈代表人物解縉，則以詩文與典籍編纂，繼續(xù)將武當文化推向更廣闊的天地。

明朝初期文學家、內閣首輔解縉主持編纂《永樂大典》。

解縉(1369年—1415年)，字大紳，一字縉紳，祖籍江西奉新(先祖自奉新遷徙吉水，學界多將其歸入奉新文化名人譜系)，明朝著名文學家、書法家，官至內閣首輔，主持編纂《永樂大典》，為中國文化史標志性人物。這位被譽為“明朝第一才子”的學者，雖以經史編纂與詩文書法名世，卻與武當山有著鮮為人知的文化交集，其題詠與交游不僅豐富了武當山文化內涵，更折射出明朝文人與道教名山的精神聯(lián)結。

明朝是武當山發(fā)展的鼎盛時期，明成祖朱棣即位后，為鞏固統(tǒng)治、彰顯“君權神授”，耗時十四年大規(guī)模修建武當山宮觀，建成九宮八觀、三十六庵堂、七十二巖廟，使武當山躋身“天下第一仙山”。彼時，大批文人墨客受朝廷征召或慕名而來，題詩作畫、撰寫記文，形成武當山文化史上的文人創(chuàng)作熱潮。解縉作為永樂年間文壇領袖，自然與這座皇家道場產生深度文化共鳴。

解縉與武當山的關聯(lián)，首先體現(xiàn)在道家題材詩文創(chuàng)作中。自幼被譽為“神童”的他，對道家文化頗具興致，詩作中多涉仙山、道人、隱逸意象?！额}茗山》一詩雖詠茗山，卻暗藏對武當仙境的向往：“山崖殷竇簇朱砂，香茗叢生蓓蕾芽。采藥道人何處去，洞云深鎖碧桃花。”詩中“采藥道人”“洞云深鎖”等意象，與武當山道教圣地的文化特質高度契合，盡顯文人對仙山隱逸生活的憧憬?！对佈┥芬辉姟按松畯奈慈肽锾ィ蛞固鞂m降下來，暫借此間投一宿，明朝日出返天臺”，則以雪僧為題，暗含道家“仙凡往來”理念，與武當山“修仙證道”的核心思想一脈相承。

更具學術價值的是解縉與武當山道人的交游軼事。據(jù)民間文獻傳說記載，解縉曾游歷武當山，于南巖宮與高僧、道人論道談詩。相傳他山中口渴向老道乞水，老道知其才名，出句試之：“一碗清茶，解解解元之渴”，句中三“解”字三音三義，屬對難度極高。解縉見老道屋內懸有三弦琴，且知其曾任職樂府，便以琴為題對出下聯(lián)：“三弦妙曲，樂樂樂府之音”，對仗工整、意境相契，成為文壇佳話，亦印證了二者的文化交流。此軼事雖見于民間記載，卻貼合解縉“才思敏捷、善對妙聯(lián)”的歷史形象，且契合武當山作為文人與道人交流平臺的歷史背景，具有一定參考價值。

典籍編纂與武當志書的核心推手

作為《永樂大典》總纂官，解縉對武當山的文化貢獻還體現(xiàn)在文獻整理領域?！队罉反蟮洹纷鳛橹袊糯畲箢悤?，收錄大量道教文獻與山川志書，其中不乏武當山相關記載。解縉主持編纂期間，不僅組織學者系統(tǒng)梳理歷代武當山碑記、詩賦、傳說等資料，還特意征召精通道教典籍與武當掌故的任自垣擔任編纂官，助力武當山相關文獻的?？迸c輯錄。

明朝永樂四年(1406年)，任自垣赴文淵閣修編《永樂大典》道書部分。任自垣深諳武當山歷史沿革、宮觀規(guī)制與道教儀軌，其專業(yè)學識為《永樂大典》收錄武當文化內容提供了精準支撐，讓這部宏篇巨著得以完整留存武當山的歷史文脈。

《永樂大典》是明永樂年間由明成祖朱棣命解縉等人主持編纂的一部曠世大典。

今天，我們從《永樂大典》的殘卷中，依然能讀到“武當”的影子。書中寫到北宋駙馬王晉卿時，提到其“風流貴公子，竄謫武當谷。見山應已厭，何事奪所欲”;講到東漢時期的南陽人趙康，記錄其“隱于武當山，清靜不仕，以經傳教授”;說到樃梅時，講述“昔玄帝修道于襄陽之武當山。一日下山，行至一澗，見一老嫗操鐵杵磨石上……”;談到北宋養(yǎng)生家陳摶時，記載其“嘗舉進士，不第，去隱武當山九室?guī)r，辟谷煉氣，作詩八十一章”。

我們不妨大膽推測，若《永樂大典》能夠完整傳世，其中必然辟有專門篇章，系統(tǒng)記載武當山的山川形勝、宮觀建筑、道教典籍、歷代題詠與皇家崇道史實，成為研究武當文化最權威的類書文獻。而這份珍貴的文化留存，離不開解縉的統(tǒng)籌編纂，更離不開任自垣的專業(yè)助力，二人以文載道，讓武當山文化得以匯入中華典籍的浩瀚長河。

明朝宣德三年(1428年)，任自垣升為太常寺寺丞，管理大岳太和山，指揮調度武當山宮觀所有事務。此后，任自垣常駐仙山潛心修道與著述，親身參與武當山宮觀管理與文化傳承，編撰《敕建大岳太和山志》等武當山經典志書，系統(tǒng)梳理武當山千年歷史、道家傳承與建筑藝術，成為明朝武當山文化整理與傳播的核心人物。

從參與《永樂大典》編纂，到躬身守護武當山編撰《敕建大岳太和山志》，任自垣以自身經歷，架起了皇家典籍編纂與道教名山文化傳承的橋梁，也讓解縉與武當山的文脈聯(lián)結，多了一層具象化的歷史印證。

解縉與武當山的聯(lián)結，更折射出明朝江西文人與武當山的緊密聯(lián)系。明清時期，江西是武當山朝香重要客源地，大批江西香客往返贛鄂之間，構建起頻繁的文化交流通道。解縉作為江西文人代表，其對武當山的關注與題詠，并非孤立現(xiàn)象，而是這一文化交流趨勢的集中體現(xiàn)。其詩文既含對仙山勝景的欣賞，亦藏對道家文化的理性認知，這種雙重態(tài)度深刻影響了后世江西文人對武當山的文化認知。

明末科技巨匠，武當工藝賦能者

如果說揭傒斯與解縉以文墨傳揚武當文脈，那么明末奉新科技巨匠宋應星，則以實用工藝與科學思想，為明朝后期及清朝武當山建筑修繕、器物傳承提供了看不見卻至關重要的技術支撐。

明朝科學家宋應星。

宋應星(1587年—約1666年)，字長庚，江西奉新人，明末清初著名科學家、思想家，其所著《天工開物》被譽為“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”，系統(tǒng)記載明朝中葉以前的農業(yè)與手工業(yè)技術，對中外科技史影響深遠。這位以科技著述名世的巨匠，與武當山的聯(lián)結雖不似揭傒斯、解縉那般直訴諸文字，卻通過工藝技術的間接傳播，為明朝后期及清朝的武當山宮觀建設與器物制作中留下深刻印記，成為科技文化與道教建筑融合的典范。

《天工開物·丹青》篇詳細記載朱砂、雄黃、石青、石綠等礦物顏料的開采與制備方法，與武當山彩繪顏料成分分析結果高度吻合。

明末戰(zhàn)亂頻仍，武當山雖遭波及，但宮觀修繕與器物制作從未中斷，《天工開物》記載的諸多工藝技術，恰好為武當山建設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撐。宋應星在書中詳細記述建筑材料制備、金屬鑄造、木工技藝、磚瓦燒制等技術，這些技藝通過工匠流動與文獻傳播，廣泛應用于武當山宮觀修繕與器物制作，成為武當山工藝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武當山宮觀以木結構為主，輔以磚石、金屬構件，其建造工藝與《天工開物》記載高度契合。該書《乃粒》《乃服》《陶埏》《冶鑄》等篇章，系統(tǒng)規(guī)范了木材加工、磚瓦燒制、金屬鑄造的工藝標準。研究表明，武當山宮觀所用磚瓦，其燒制工藝與《天工開物?陶埏》“凡埏泥造瓦，掘地二尺余，擇取無沙粘土而為之。百里之內，必產合用之土” 的記載完全一致;宮觀屋脊吻獸、殿內銅鑄神像的鑄造工藝，亦與書中“冶鑄”篇記載的失蠟法、砂型鑄造技術相符。雖無直接史料證實武當山工匠直接參考該書，但宋應星記載的工藝多源自南方手工業(yè)實踐，而武當山建設工匠多來自江西、湖北等地，兩地工藝技術同源互通，其影響顯而易見。

明朝科學家宋應星撰《天工開物》。

更具學術價值的是，《天工開物》中礦物顏料的記載，為明朝后期及清朝武當山宮觀彩繪修復提供了重要依據(jù)。武當山宮觀彩繪以礦物顏料為主，色彩艷麗且經久不褪，《天工開物?丹青》篇詳細記載朱砂、雄黃、石青、石綠等礦物顏料的開采與制備方法，與武當山彩繪顏料成分分析結果高度吻合?，F(xiàn)代考古發(fā)現(xiàn)，南巖宮、太和宮等宮觀的彩繪顏料制備工藝，與書中記載完全一致，印證了宋應星所記技藝在武當山的實際應用。

宋應星與武當山的隔空文化聯(lián)結，更體現(xiàn)在思想層面的共鳴?！短旃ら_物》開篇即強調“天有工，開于氣;地有工，開于形;人有工，開于思”，主張工藝活動應順應自然規(guī)律、實現(xiàn)人與自然和諧共生。這種思想與武當山“道法自然”的建筑理念不謀而合：武當山宮觀建設遵循“因山就勢、順其自然”原則，建筑與地形地貌完美融合，既彰顯道家對自然的尊崇，亦暗合宋應星的科技思想。這份精神共鳴，使未親至武當山的宋應星，通過其著作與這座仙山形成跨越時空的精神聯(lián)結。

文化交融的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

三位奉新先賢與武當山的因緣，跨越元、明、清三朝，形式不同卻一脈相承，共同構成了江右文脈與武當文化深度交融的歷史圖景，其價值遠超一時一事。

揭傒斯、解縉、宋應星三位奉新名人與武當山的文化聯(lián)結，形式各異卻殊途同歸：揭傒斯以碑銘定格武當歷史，解縉以詩文傳揚武當文脈，宋應星以科技賦能武當工藝。三者共同勾勒出江右文化與武當文化交融互鑒的生動圖景，其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值得深入探析。

從歷史維度看，這種文化交融是明清時期區(qū)域文化互動的典型范例。奉新作為江右文化核心區(qū)域，文風鼎盛、人才輩出;武當山作為全國性道教圣地與文化名山，具備強大的文化凝聚力與輻射力。三位先賢憑借自身學術地位、文學才華與科技成就，成為連接江右文化與武當文化的重要橋梁，使奉新人文精神與武當仙道文化相互滲透、彼此成就。揭傒斯將儒家人文情懷融入道教神圣空間，解縉為仙山勝景注入文人審美意趣，宋應以科技為宗教建筑提供實用支撐，這種多維度互動極大豐富了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內涵。

從文化傳承視角而言，三位先賢的貢獻為武當山文化遺產的形成與發(fā)展奠定堅實基礎。揭傒斯的兩通碑文是研究元朝武當山歷史的核心文獻，其書法成為武當山碑刻藝術標桿;解縉的題詠與交游軼事豐富了武當山文人文化內涵，其主持編纂的《永樂大典》聯(lián)合任自垣為武當山文獻留存提供保障，任自垣所撰山志更成為武當文化傳承的直接載體;宋應星的《天工開物》為武當山工藝技術提供理論與實踐支撐，其“天人合一”思想與武當山建筑理念相得益彰。這些文化遺產既是歷史見證，亦是當代武當山文化傳承發(fā)展的核心資源。

從當代價值來看，這份文化因緣為區(qū)域文化合作與文化遺產保護提供重要啟示。三位奉新名人與武當山的聯(lián)結，印證了傳統(tǒng)文化的強大生命力與跨區(qū)域傳播能力，也為當代文化遺產保護提供新思路!既要聚焦單一文化遺產的精準保護，更要關注文化間的關聯(lián)與互動。宜春奉新與武當山地區(qū)可依托這一歷史淵源，開展文化交流、學術研討、旅游合作等活動，讓這份跨越數(shù)百年的文化因緣在當代煥發(fā)生機。

冥冥之中與武當山自有一段不解之緣的，還有明朝文人余紉蘭。他曾因武當山生出一段佳話，還揮毫寫下詩作《李天放玄師自武當來授予秘密酬贈》，字里行間滿是對武當仙韻與這段奇遇的感懷：“七日鳴簫下，翩躚鵠氅垂。驂停蔡氏館，杖隱葛家陂。消息風花定，有無江月知。自慚非異骨，蚤已入罏錘?！?/p>

余紉蘭本是奉新縣下坊人，萬歷十五年(1587年)便為學塾諸生，自幼潛心鉆研古文辭，筆力深厚。他生性淡泊，心懷隱逸之志，即便屢次被舉薦為官，亦始終辭而不就，到了晚年，更是沉醉于玄理之道，心境愈發(fā)澄澈曠達。其著述頗豐，有《燕林藏稿》《楚風》等傳世，而那首贈武當玄師的詩作，更成為他與武當山深厚緣分的珍貴印記。

回望歷史，揭傒斯、解縉、宋應星以各自方式與武當山結緣，其智慧才情融入武當山的峰巒宮觀，亦成為江右文化的驕傲。

這份跨越時空的文化聯(lián)結，既見證了“物華天寶，人杰地靈”的宜春底蘊，更彰顯了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兼容并蓄、多元共生的精神特質。在當代，深入挖掘這份文化遺產的內涵價值，對傳承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、促進區(qū)域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，讓“江右文脈，武當因緣”在新時代綻放更絢麗的光彩。

（十堰融媒記者 朱江）

編輯：陸興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