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堰廣電訊(全媒體記者 史金敏 朱江 呂濤 周建煒 李強 劉民)武當山“蟠踞八百余里”的區(qū)域概念,肇于宋元史志,至明代被確立為法定山界。隨著東、南、北三塊界碑陸續(xù)被發(fā)現(xiàn),其邊界走向與古籍記載基本吻合。唯獨西界"鴉鶘寨"的確切位置,歷來是學術界爭議焦點。經十堰廣播電視臺研究人員實地考察,這一歷史懸案終獲突破,武當山西界得以準確定位。

明成化二十年(1484年),明憲宗在《敕諭官員軍民諸色人等》詔諭中首次清晰劃定了武當山四至范圍:“東至冠子山,西至鴉鶘寨,南至麥場凹,北至白廟兒?!苯涍^實地考察,冠子山即今丹江口市與谷城縣交界的大界山附近;麥場凹位于丹江口市與房縣邊界的界牌埡至分水嶺一帶;白廟兒即今六里坪鎮(zhèn)白廟村所在地??疾旌蟀l(fā)現(xiàn),明代確立武當山邊界時,顯然遵循著地理與行政區(qū)劃雙重標準。
華中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姚峰認為,武當山的界碑往往放在古代人流量較大便于傳播的交通要道,一般放在路的埡口處,界山往往以大山大河為界,界山和界碑之間往往有一段3-5公里左右的距離。

針對武當山西界碑選址爭議,經過深入勘測和歷史文獻綜合考證,分析相關基礎數(shù)據(jù)與地理特征,依據(jù)既定的劃界原則和區(qū)域規(guī)律,最終確定處于十堰茅箭區(qū)與白浪開發(fā)區(qū)交界處的柯家埡子為最具代表性的西界定點。
姚峰總結說,不管是地名和地理條件都完全符合古文獻的記載,所以綜合判斷武當山西界碑的位置就在十堰市茅箭區(qū)境內的柯家埡。遺憾的是,傳說在1930年左右在修建老白(湖北老河口至陜西白河)公路的時候,石碑被工人砸毀作為基石鋪在了路面上。

界碑所載“西至鴉鶘寨”的具體方位,在明清至民國地圖中均無明確標注。研究者們以柯家埡子為中心,半徑5公里左右范圍展開排查,最終鎖定茅箭區(qū)南部的“康家村”七組——該地古稱“埡虎寨”的方言音轉痕跡顯著,或為西界界碑所指方位。
在當?shù)叵驅бI下,探索人員攀至對面山腰一處險要寨址,實地勘察其寨墻遺存。該地三面絕壁、居高臨下,地形特征與“寨”的軍事屬性高度契合。

茅箭區(qū)茅塔鄉(xiāng)康家村七組75歲村民王明才介紹,此洞主要功能是供鄉(xiāng)民在戰(zhàn)亂時期躲避匪患。洞穴所在的埡虎巖具有獨特的地理位置:山脊以東屬均州管轄,以西則歸鄖陽府治下。
原來,人們苦苦尋覓的八百里武當山西界,就坐落于如今的茅箭區(qū)茅塔鄉(xiāng)康家村。五百多年前,這里曾是古益州和古荊州的分界線,也是均州府與鄖陽府的分界線,同時也代表著武當山“四至”中的西部邊界。

在空間定位研究中,研究人員采用地理信息系統(tǒng)技術,將古地圖與現(xiàn)代地形圖疊加,精確等比例尺測量發(fā)現(xiàn)武當山周長約為400公里,與歷史文獻“根蟠八百里”的描述,顯示出高度一致性。
武當山“四至”西界的精準定位,使明代"八百里武當"的完整疆域首次精準確定。填補了600年來文化地圖的關鍵碎片,激活了線性文化遺產廊道,重構了大武當旅游格局。在文明對話日益重要的今天,完整山界的確定讓武當山真正成為"看得見的美景,摸得著的傳承"。
編輯:姜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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